序言

　　从我开始参加政界竞选，至今已近十年。那时，我才35岁，从哈佛法学院刚毕业四年就结了婚，迫不及待地开始了新的生活。正好伊利诺伊州立法委员会有个空位，一些朋友就建议我去竞选。他们觉得我作为一名民权事务律师，又是社区负责人，社交广泛，候选人的位子唾手可得。和妻子商量后，我参加了竞选。像所有第一次参加竞选的人一样，我不放弃任何一次谈话的机会。我去过街区俱乐部的集会，参加教会活动，还去过美容院和理发店。如果见到街头拐角有两位交谈的人，我便会走过马路，递给他们竞选宣传册。无论我到哪里，我常常会遇到类似的两个提问。

　　"你这滑稽的名字哪儿来的？"

　　接着又是："看起来你挺不错嘛，为什么要趟政治这滩浑水？"

　　对这个问题我丝毫不感到陌生。早在几年前我刚到芝加哥，在一个低收入的社区工作时就遇到过类似问题。这不仅是对政界的嘲讽，还是对公众生活的挖苦。助长这种愤世嫉俗心态的是那些屡见不鲜的廉价承诺和空头支票--至少在我想代表的南部地区是这样。我常笑着点头回答，我能理解这种怀疑的态度，但不能否认，曾经并且一直以来都存在另外一种政治传承，它贯穿了从建国之处到民权运动的辉煌时期；它基于一个单纯的信念――我们彼此之间攸息相关；它令我们彼此之间团结压倒分裂。如果有足够多的人民信仰这个传统并付之行动，即使我们不能解决所有问题，也终归会有所作为。

　　我想，我的演说是很有说服力的。尽管我不清楚那些听众是否也这么想，但还是有相当一部分人很欣赏我的诚挚和青年壮志，所以我成功地进入了伊利诺伊州议会。

　六年后，当我决定竞选联邦参议员时，对自己并没有十足的把握。

　　一切迹象显示我的事业选择似乎是明智的。我在少数党为任两期后，民主党最终掌控了州参议院。随后，我通过了包括从伊利诺伊州死刑制度改革到开展州儿童健康计划的许多法案。我一直坚持在芝加哥大学法学院教书，我喜欢这个工作，常常会有人邀请我做巡回演讲。我保持了独立、奠定了声誉、稳固了婚姻，可这一切在我踏进首府华盛顿时--至少从统计上看――都面临着风险。

　　过往的日子都是有代价的，我想其中一些代价是随着人慢慢变老而来的。留心的人会发现，年复一年只会让人更加清楚地认识到自己的全部缺点，那是一些盲点，是一些反复出现的思维定势，它可能是先天的，也可能是后天的，而时光的推移几乎注定了这一切只能每况愈下。蹒跚走路必然会引起股痛，道理如出一辙。在我身上，有个缺点一直让我心神不定：即便工作一帆风顺，即便恩惠近在咫尺，我都缺乏欣赏之心。这是现代生活的通病，我想，这也是美利坚民族性格中的通病，这一点在政界再明显不过了。但谁也讲不清到底是政治本身鼓励这个特性，或只是吸引了那些具有这种特性的人。曾经有人说过，人不是完其父愿，就是缮其父过，我想这倒可以用来解释我的缺点或其他东西。

　　不管怎样，我正是在这种不安稳的心态下决定参加2000年的选举，挑战一位在职民主党的国会席位。那是一次考虑欠周的竞选，我铩羽而归。我从这一惨痛失败中醒悟到，生活有许多不确定性，不可能一切都按计划实行。一年半后，失败的创伤已经痊愈。2001年9月下旬的一天，我和一位传媒顾问共进午餐，他此前一直鼓励我再次竞选国家职位。

　　"你已经意识到政局变了，对不对？"他一边用指尖拨弄沙拉，一边问道。

　　"什么意思？"我明知故问。两个人都低头注视他身旁的报纸，上面头版就是奥萨马·本·拉登（Osama bin Laden）。

　　"真够糟糕的，不是吗？" 他摇着头说。"真是不幸。当然，你没法改名字了，否则投票者会怀疑的，要是你的事业刚刚起步就好了，你也知道的，这样你就可以用个别名什么的，但是现在……"他的声音渐渐弱下去，抱歉地耸了耸肩，之后示意服务生买单。

　　我怀疑他是对的，而这种想法疯狂地吞噬着我。看到那些年轻的政治家在我跌倒的地方超越我，荣升到更高层的职位，更加有所作为，我生平第一次体会到嫉妒的滋味。政界的乐趣―― 激动不已的辩论、热情洋溢的握手、蜂拥而至的人群--这些画面开始褪色。而工作中的琐事却让我越来越烦心：对金钱的乞求，宴会结束后路上又超出两小时的驾车，难以下咽的食物、令人窒息的空气，与妻子通话的只言片语。尽管她至今一直陪伴在我身旁，但她对独自照管孩子的日子感到失望，也开始质问我生活的孰重孰轻。连那些曾经放在首位的立法工作和政策制定，我也开始觉得不着边际，离那些全国性的大事――税收、安全、保健、就业等相距甚远。我开始怀疑自己所选的道路，我开始觉得自己和想象里的那些演员、运动员一样，多年来为了追寻某一梦想，埋没于小小的舞台，或守候在替补席，到头来发现自己的才赋和命运已经穷途末路。梦想永远不会实现，现在他不得不面临选择：是成熟一些去接受现实并开始明智的追求，还是拒绝接受真相，在惨淡度日、终日吵闹不休中而含恨终生？

　　否定、愤怒、交涉、绝望--我不知道自己是否经历了心理专家划分的所有阶段。在某一点上，我接受了缺少天时地利这一事实，从某种意义上说，我是认命了。我又回到州参议院工作，对于自己权责之内的改革和动议权感到心满意足。我把更多的时间花在家里，看着女儿们长大，好好地珍惜妻子，策划今后如何挣钱。我锻炼身体，读小说，开始欣赏日月交运，四季更替，生活对我没有任何压力。

　　我想正是这种坦然接受的心态让我有了竞选联邦参议员这个惊人的想法。抱着破釜沉舟的决心，我跟妻子这样说，在我获得一个更安稳、更高薪的工作以前，这是我的最后一次机会。或许出于同情之心而不是信服，她居然同意了。但她同样暗示我，她更喜欢的是那种有条不紊的家庭生活，否则，我就不用指望她的支持。

　　我不想让她为我长期的艰难处境操心。现在职共和党人彼得·菲茨杰拉德（Peter Fitzgerald）曾耗去1900万美金的家产让前任议员卡罗尔·莫斯利· 布劳恩（Carol Moseley Braun）下了台。其实他并不十分知名，也不是那么喜欢政治。但是他家财万贯，加上他为人还诚实，这让他赢得选民们的一些尊敬。

　　在新西兰做了一段时间大使后，卡罗尔·莫斯利·布劳恩曾一度复出，试图收回州议员的宝座。她的成功机率很大，所以我只好将我的计划搁下。没想到她却决定竞选总统，这让其他所有人都开始把目光转向参议院竞选。等到菲茨杰拉德宣布放弃竞选连任选时，我面前主要有六位竞争对手，其中包括在任州财务司长、一位身价上亿的商人、芝加哥市长理查德·戴利（Richard Daley）的前任首席参谋，以及一位女黑人保健专家，光她手里那笔可观的财产，就足以分裂黑人的选票，令我仅存的希望毁于一旦。

　　可我不在乎。没有奢望之忧，凭借几份有效签注给我带来的信誉，我全身心地投入到竞选当中，找回了以为失去了的激情和快乐。我雇了四个机灵的助手，都是二三十岁出头，薪酬也不算太高。我们找了一个小办公室，印制了信笺抬头，装上了电话和几台电脑。我每天给民主党主要捐赠人打四五个小时的电话，试图得到[P6]他们的回复。我召开过记者招待会，却没有一个观众。我们签约参加一年一度的圣帕特里克节（St. Patrick's Day）游行活动，却被安排到游行队伍的最后。我和十位志愿者只能朝滞留在路边稀稀拉拉的几个观众挥手，并且发现身后几步远就是城市清洁车，工人们正在清理垃圾和路灯柱上的绿色三叶草贴纸。

　　然而，大多数时候我都是独自驾车游说的，首先从芝加哥的一个个选举区，再到各县各镇，最后跑遍了整个州。路过大片的玉米地和豆子地，火车轨道和贮料仓。整个过程举步维艰：没有州民主党组织机构的支持，没有一份像样的邮件联络名单，更没有好好地利用网络优势。我只能靠朋友和熟人关系去敲开每一扇陌生的大门，或把拜访安排在教堂、工会大厅、桥牌小组或"扶轮社"（Rotary Club）这些地方。有时赶了几小时路程后，发现只有两三个人围坐在餐桌旁等我。这时我还得让主人别介意到场人数，而且少不了把他们准备的点心赞美一番。有时候我会坐等到教堂的礼拜仪式结束，而牧师却把我发言的事忘得一干二净。有时，地方工会领袖同意我给工会会员讲话，紧接着就宣布工会支持其他候选人的决定。

　　不论在北岸那些轩昂气派的豪宅，还是西区那些靠楼梯上下的楼房，抑或是布鲁明顿（Bloomington）郊区的农家，不论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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